引：这是一篇没有写完的文章，可以看到越到后面写得就越潦草（尤其是最后一节，其实在设想中最后一节之前应该还有另外几节的，因此算得上是草草收尾），很多更丰富的材料遗憾未能在此呈现。但作为一个简陋的笔记，想来还是应该能给大家带来一些阅读体验的——我一直觉得一句能引发思考的错误的话比一百句正确但是不能引发进一步思考的话要有价值，如果这份笔记能引起大家的一点点思考那就足够了。当然，也是为了能与大家交流互相长进，作为学生相信也能从大家的意见中受益匪浅。虽然这篇文章写的是美国的情况，但是由于科学共同体显著的全球化特性，其中一些内容或许不管我们在哪里都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
科学的贫困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Marx, 1844)
Elliott Stegall是一位51岁的白人男性，为了养活妻子和两个子女，他不得不做尽可能多的零工补贴家用——从油漆工到餐厅服务员，尽管他尽力填满所有可用的时间，他依然需要依靠政府发放的食品券才能勉强度日。但是除此以外，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他在14年时间内在西北佛罗里达州立学院等三所大学连续教授了20多门课程。像Stegall这样的人并不是特例，现在在美国的大学中有73%的职位是off tenure track(AAUP, 2018)，亦即永远没有晋升终身教职的希望。有三分之二的职位是临时职位，可以不经严格的审核程序随时被雇佣并且一旦合同到期后可以无条件拒绝续签(AAUP, 2010)，虽然名字叫做临时职位但是很多人往往在一个职位上一干就是十几年，除了为学校节省经费以外看不出有任何这么做的理由(L.d. Janakos, 2001; Chait 2009, p.182)。其中adjunct professor（兼职教授）更是处于这一体系的最底层，他们往往在不同的大学之间同时兼职，没有办公室甚至不能使用学校的复印机等公共资源，若有office hour的话只能选择在自己的车里甚至快餐店进行(McKenna, 2015)。他们有时候甚至会在离开课前几周被分配授课任务，留不下任何仔细备课的时间(Street, 2012)，他们的工资更是少得可怜，而且不享有任何福利保障，有近三分之一的兼职教授的收入甚至在美国联邦标准的贫困线之下(Janakos, 2001; Eagan, 2012, AAUP 2018)。即使是在常青藤联盟中的学校，现在也只有30%不到的课程是由tenure track的教员负责讲授的(Bousquet, 2008, p.71)。大部分兼职教授并非自愿担任这一职位，他们大部分只将兼职教授看作一个留在学术圈内的过渡职位，并希望有一天能进入tenure track(Eagan Jr M K, 2012)。
但是tenure track的数量却在不断下降，大学招生的规模在过去的四十年时间(1975-2011)里增加了90%(IES, 2014)，而tenure track的数量仅仅增加了22%，而off-tenure track的教工数量增加了250%，由研究生负责的教学岗位数量增加了123%(IES, 2013;AAUP, 2014)，与之相比，在1975-2005期间，大学行政人员增长率85%，而行政部门雇佣的职员增长率为240%(Ginsberg, 2011, p.25)。同时，即使是获得终身职位的教授薪酬也并不乐观，不仅相比起其他行业来说薪酬增长极慢，不断地导致不同行业间薪资水平差距加大(谢宇, 2017, p.54)，甚至在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后薪资水平相当于没有变化(AAUP, 2019)。
即使是有幸进入到tenure track并获得了终身教职的教授们的日子，也过得并不轻松。传统的看法是一旦进入tenure track教授就高枕无忧，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研究，但事实上，他们42%的时间都花在了实验室的行政管理上——从准备申请经费的文件到参加各种与学术无关的会议(Stephan, 2012, p.65)。而处于tenure track中但尚未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员，更是在“不发表就出局”的压力下出现大量的把一篇文章拆成多份、署名决定参杂大量学术无关因素(Resnik, 2007, p.95)、追求数量导致论文质量下降(Aitkenhead, 2013)的现象，这种压力甚至直接促进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van Wesel, 2016)。
而在这一切之下，还有一群更贫困的人——博士后，他们实际上就是实验室中的廉价劳动力(The Economist, 2010)，而且除了不稳定的微薄收入以外，由于他们临时性职位的本质和往往需要依靠导师的推荐信等原因在实验室中几乎无地位可言，常常遭受严重的职场霸凌而无处求助甚至不自知(Moss, 2018; Powell, 2018; Nature, 2018)，这一切都反映在博士后群体糟糕的心理状况上(Nature, 2019)。而他们在经过多年的努力后，他们往往迫于现实压力心有不甘地离开学术界(Woolston, 2017; Harris, 2012)，只有极少部分人才能成功获得tenure。而学术研究有超过一半的工作都是由这些在不稳定的职位上的人完成的(UCU,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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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引自 Royal Society, 2010, p.14 |
一切为了热爱
一名记者采访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请问你是如何赚到这么多钱的呢？”
企业家回答说：“因为工作最重要的从来都不是赚钱，而是在工作中得到自我实现，一定要热爱工作本身带来的满足感。”
“所以你是因为践行了这一信条从而取得成功的吗？”
“不是，我是让我的员工都相信这一说法。”
——笑话一则
如果学术界的前景和薪酬已经如此惨淡，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选择留在学术界内，甚至不断吸引着更多的人加入？权力的施行有三个层面，第一层是直接的诉诸人身的暴力，第二层是制度性的阻碍，第三层是意识形态的培育(Gaventa, 1982)。在Gaventa的原始研究中，他对美国阿巴拉契亚的煤矿区的工人们在面对惊人的不公时候的沉默态度进行了分析，其中第三层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进步繁荣的矿区”、“天道酬勤”、“人人成功，除非你不努力”在权力的巩固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使人们采取了有悖自己利益的立场——事实上美国人对于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的容忍程度远高于其他国家，他们深信“激烈的竞争中胜出的个人获得巨大收益有利于努力的个人也有利于社会”、“穷是因为不努力”的意识形态(谢宇, 2017, p.122)。那在学术界中，“热爱学术”、“为学术献身”是否也是一场类似的意识形态骗局？
当然，热爱学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一旦这种想法被权力所捕获并用于巩固权力关系，这就非常有问题了。一是它们掩盖了真实的权力关系，一个工人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并不能用于反对他被异化劳动所支配的事实(Marx, 1844)；二是这种热爱如果仅仅是一种自恋式的热爱，那他就割断了自己同更广泛的社会的联系，取消了自己作为类存在物的地位，进而取消了科学与人类的联系，表面的热爱的背后是更深的异化(Marx, 1844)。
请不要把这上面一段话当成臆想，事实上更实务的管理“科学”领域的人甚至已经不屑于隐瞒他们在利用他人的热情的事实(Willmott, 1992, 1993; Brouillette, 2013; Ray, 1986)——用建设公司文化、构建事业认同来促进员工的生产力同时减少开支，这是他们公开承认的事实。甚至连艺术和美学也被纳入管理“科学”的工具箱，他们在管理“科学”的期刊和会议上反复强调艺术和美学如何帮助公司从员工身上获得更多利润(Brouillette, 2013)。不需要激进的进步主义者掀开公司文化面纱下的真相，他们自己早已道出了真相——尽管是以一种讽刺的黑色幽默的方式。
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在学术界发生，在设计行业、艺术行业等看似有“高度自主性”和需要“创造力”的行业早已发生——人们处于热情被吸引到这一行业里面来，并在高度的自驱力的作用下高强度工作(McRobbie, 2018)。无薪实习、远低于工作量的报酬和普遍的对于未来的期望与对当下的隐忍，这些都不是学术界的例外——我们关注的学术界并没有那么特殊，他们的境遇与其他行业的劳动者也别无二致。
资本主义的解辖域化过程(Deleuze, 2004)将人们从过去一切神圣的东西里解放了出来(Marx, 1848)——人生意义的消逝、不断变革的社会关系，而很快这一切不过被再辖域化——事业上的成功被当作人生价值的实现，而且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这不仅是韦伯式的新教徒般的自我实现(Weber, 2010)——但宗教的神像已被更换成了资本主义设立的新的虚假神像；更是一种福柯式的“自我创业”(self-entrepreneur)(Foucault, 2004)——相较于过去直接出售自己的劳动力，他们每个人被鼓励着像企业家一样投资自己的资本——也就是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必须像精算师一样精打细算地投资自己的劳动力或者像风投基金一样敢于冒险地做出最激进的投资决定。年轻人们不再满足于朝九晚五的安定生活，他们希望在工作中“实现自我”，渴望有个性和能“全面发挥自己”的工作，同时将当下的困难视为成功前的必经之路(McRobbie, 2018, Chapter.2)，为了幻想的未来和自我实现他们愿意忍受眼下艰难的物质条件(Christiaens, 2020)。正如曾经被视为对抗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如说唱、朋克，最终也被资本主义收编成为新的盈利工具一样(Banks, 2010)，人们对于自我实现的崇高追求最终也逃不掉被资本主义利用的命运。而这样对热爱的疯狂追求，不过是为当下的痛苦寻找辩护，事实上，大部分追求“热爱”的劳动者的心理状况跟他们的经济状况一样糟糕，所谓热爱甚至不能遮蔽我们正在做的和经历的痛苦，它只能把当下的痛苦正当化而已(Christiaens, 2020; Hall, 2016)。
在“做你所热爱的”这样的意识形态下，过度工作也变成了常态(Tokumitsu, 2015)，尽管许多研究显示恰当的安排休息时间比不停的无休工作更能提高总体的工作效率与质量，但是无休的工作更多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要求——深受自驱力影响的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已经模糊了工作与生活，工作与自我——生活即是工作，工作即是生活——上演着“如果不献出我的一切，又怎么证明我的热爱”的媚俗表演；而资本主义则像长满獠牙的野兽，正好一举将睡眠、休息等一切异质性的元素全部吞噬入资本增值的范畴，有机身体也难逃被解域化的命运(Tokumitsu, 2015 ;Crary, 2013; Lyotard, 2004)——资本为了意识形态的自我维存，宁愿牺牲效率，所谓资本主义能促进效率不过是另一个意识形态神话而已(Graeber, 2018)。
资本主义无时不刻不在再生产着“做你所热爱的，热爱你所做的”这样的意识形态(Tokumitsu, 2014)——像乔布斯这样的精英名人站在演讲台上神色飞扬地向我们推销这一信条，苹果公司的成功或许可能有赖于乔布斯的热情，但是更有赖于科学界基础信息技术的发展、处在硅谷总部以及世界各地或雇佣或外包的程序员、在发展中国家的代工厂，甚至有在缺乏劳动保障的极端危险环境下工作的原材料矿工(Fuchs, 2014)。“做你所热爱的”的信条的更危险之处在于它归根结底是一种自恋式的热爱，它不仅蒙蔽了劳动者自己的双眼——不管是在自己热爱的行业还是在自己不热爱行业的劳动者——也切断了劳动者之间的联系——与集体逐渐疏离的将工作看作是个人实现的独立工作者，看似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却也丧失了集体行动的能力，将自己更多的权利交给了资本(Evans, 1994)。我们不禁要问“做你喜欢的事”这一信条究竟遮蔽了什么，而劳动者又能从中能得到什么？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类似于殖民形式的统治——尽管资本拥有着最高的权力，但是日常的管理却是依靠被殖民者的自我殖民完成的，这当然是因为对于智力劳动来说，自我殖民统治效率显然高于直接统治。这样的统治同时出现在其他智力劳动的领域——例如在影视行业，往往以合约的形式将项目直接外包，而承接者为了自己的行业声誉即使在薪酬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仍然会精益求精，而且在选择合作者或者做出其他决定的时候都会根据他掌握的知识做出最省钱同时最好的选择（这与当代的实验室生产过程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一切都是在劳动者充分的自主性下完成的，资本在形式上完全不必介入劳动的直接生产过程然而实际上通过被殖民者的自我殖民，却渗透到了生产过程中的每一根毛细血管(Ursell, 2000)。而“做你自己热爱的事情”，无疑是实现劳动者自我殖民的必要意识形态装置。
学术共同体的垄断时代
学术效率的问题本质上和工业效率问题是一样的，因为“所有大型的可持续的事业都有赖于形式组织以及行政管理机制”。组织主要是一个工程学问题。而而管理这个组织则是行政管理的功能……组织上的高效要求工人不能“根据他的主动性来生产”，而是要“一字不差地执行”行政管理层的命令“到每一个细节”……教授们“必须按照其他职业的标准那样被管理和评估”。
——出自Morris L. Cooke，Academic and Industrial Efficiency。当1909年麻省理工学院时任校长Henry Smith Pritchett向泰勒制提出者Fred W. Taylor请教“科学管理”大学的经验时，后者向前者推荐了这本书(Newfield 2004, p.34)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随着固定资本的占比越来越高，机器设备等死劳动的花费相比起活的劳动力占比越来越多，资本必须谋求垄断利益才能保证不断地生产剩余价值(Marx, 2005)。这样的事情不是恰恰发生在学术界吗？随着科学的发展从“小科学”发展到“大科学”，越来越多的进展都有赖于大型的科学项目——从哈勃望远镜、CERN到人类基因组计划(Price, 1963)；而大学也需要更多的资金购置更多的实验装置以满足研究需要，一个实验室的设备往往以百万美元计数（值得一提的是，制造和销售实验室仪器的公司从中获利匪浅，而这其中存在多少的垄断利润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而即使是在一个小型的生物或是医疗实验室，现在花在实验设备和材料上的经费也高于人员薪酬(Stephan, 2012, p.85)。除去设备上的依赖以外，论文作者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曾经被视为单打独斗的研究过程现在也被广泛联系的合作取代(Wuchty, 2007)，进而引入了更多的“科学”管理，正如从手工作坊进入现代工厂一般。但在小组合作兴起的同时，是整个科学界愈来愈像商业运作一样互相竞争，不同的小组、大学、机构为了争抢研究成果在越加激烈的零和博弈下将科学合作的信念置于脑后，例如拒绝分享更多的实验细节与材料、实验室氛围的恶化，这对科学作为一门公共事业的进步是有害无利的(Plerou, 1999; Fang, 2015; Van Noorden, 2018)。而进入垄断时代除了在市场上的垄断以外的一大特征是，对劳动者更强的“科学”管理(Sohn-Rethel, 2020)。因此终身职位的减少，无权参加学校行政管理的、更容易被管理的临时职位的增加，不过是学术共同体垄断化的必然结果而已(Bousquet, 2008, p.12)。
呆在实验室里面的科学工作者看似比在流水线上的泰勒制工人们收到的管束更小，但实际上他们同样受到多重规训的作用(Banks, 2010)。在现有的研究体系下，正如艺术工作者不得不因为迎合消费者一样(Horkheimer, 2020)，科学工作者也要迎合他们的消费者——研究经费的提供者(Stephan, 2012, p118; Resnik, 2007, p.14; Broad, 2014)以及学术期刊(Sample, 2013)。他们的喜好对研究者的影响贯穿了整个研究过程，甚至内化成领域内的一种学术品位和取向(Sample, 2013)——主体本身的学术“品味”和“取向”乃至于不同的科学理论之间的取舍就是在这种隐藏在去历史面具下的权力影响下形成的(Foucault, 1982; Rouse, 1987; Latour, 2013; Pickering, 1999)。资本对学术共同体的生产已经从形式吸纳进化到实质吸纳了(Marx, 1994; Hall, 2016)——资本不满足于不介入生产过程只控制生产出来的商品，资本直接介入生产过程从而改变了整个生产过程——工具和产品被从工人手中拿走了，变成了用来反对他的东西。而现在，资本已然重构了整个学术生产的过程（在马克思的定义中，劳动被视为一种“赋形”活动——为材料赋予形式，并使自己对象化。而我们可以据此描述，学术劳动者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以自然为材料，通过生产出“科学知识”使自己对象化(Marx, 2005; Sayers, 2007; Lazzarato, 1996)）。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资源开始往少数中心集中，研究经费分配的不均研究——越来越多的经费向少数机构倾斜(Xie, 2014)。同样的，科学工作者间的收入不均同样严重(Lok, 2016)，一边是前面提到过的挣扎在温饱线附近的兼职教授，一边是明星学者们被争相开出天价薪酬，温伯格在1983年就获得了六位数美金的年薪（当然，大学做的并不是赔本买卖——明星学者也能为所在的大学带来名气和声望，甚至是实实在在的捐助以及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Cook, 2010, p.164)——这就是所谓的“赢家通吃”，顶端的明星学者分走了大部分的荣誉和薪酬，而其他大部分人不得不从剩下的一部分里分配。而令人泄气的是学术界是一个充满运气成分的行业(Xie, 2014; Jungbauer-Gans 2013)，“学术生涯是一场疯狂的赌博。”(Weber, 1992)。即使是天赋个体相似、努力程度相近的个体因为初始的偶然因素（选题不当、导师的各方面问题等等）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差距不断加剧(Petersen, 2012)——即使有幸成为像Leon Lederman这样获得诺贝尔奖的明星学者，晚年也有可能不得不变卖自己包括诺贝尔奖章之内的财务才能满足自己的养老医疗需要(Kliff, 2019)。这一切不过是学术往垄断资本发展的必然结果，学术界的赢家通吃也不过是整个社会不公愈加严重的缩影(Cook, 2010)。
以往面对这样的问题，人们给出的解决方法都是减少供给——培养更少的学术工作者以使他们适应“学术市场”提供的职位数量，但这难道不是一种“市场拜物教”吗，将市场奉若神明而忽略了背后历史的、人为的要素——当进入垄断时代以后，市场所反映的供给关系难道不是由垄断了市场的人决定的吗(Bousquet, 2008, p.186)？垄断时代的大量失业人口和低收入劳动者并不是学术体系供给失衡的结果，相反，这恰恰是这个体系在垄断时代正常运作的结果。只有制造大量的失业人口和低收入劳动者，才能确保对学术工作者最大程度的剥削，只要学术界依旧处于垄断资本的组织模式，供给将始终一直大于需求，这无关市场——“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Marx, 1966, Vol.1, Chapter.23，翻译参考中译本)所谓“过剩人口”并不存在，他不是绝对的，而只是相对的，它是资本运行的必然产物，完全不能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消除。
被私有化的学术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Marx, 1848，此处译文参考中译本)
如果连人类的基因都能被申请专利，那还有什么本应属于科学知识范畴的东西可以逃脱被私有化的命运？截止2013年，人类基因组中有超过4000个基因，也就是20%的基因组，在美国已经至少被一项专利所覆盖。像Myriad Genetics这样手握基因专利权的公司，不仅可以借此谋取该基因在临床诊断以及治疗上的垄断利益，其甚至有权利阻止大学和研究所开展有关被其申请专利保护的基因的研究(Specter, 2013; Merz, 2005)。尽管在2013年美国最高法院已经作出限制禁止为基因申请专利保护的判决(Hewitt, 2013)，但2019年一项美国国会的法案又解除了这一禁令(Servick, 2019)。
除此以外，受相关资本资助的研究，即使是与其他研究发表在同样的学术期刊上，也往往倾向于压制不利于其结果的发表或者是经过“润色”的结果，受相关利益相关方资助的研究得出正面结果的比例显著高于受政府或是独立资助的研究。同时，政治议程也参与到研究经费分配的过程中，例如美国保守派就一直致力于阻碍政府拨款给针对性以及性传播疾病的研究。研究的重点往往不是出于社会的需要或是学术的需要，而变成了能够支持研究进行的人的意志，例如美国绝大多数对抗疾病的经费都流向了富裕白人的易患疾病，90%的经费只产出了10%的社会效果(Resnik, 2007, p.81; Broad, 2014)，而通过美国主导的全球学术体系这样的研究取向甚至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研究者——例如通过期刊的审美取向、跨国合作等（在黄禹锡事件中的美国教授Schatten就扮演了非常可疑的角色，但他得以避免全部惩罚(Park, 2020); 同样地，在贺建奎事件中莱斯大学教授Michael Deem的角色也十分可疑(LaMotte, 2018)。这两起极端事件使我们有理由怀疑在跨国合作中是否存在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Marx, 2005)的《机器论片段》中高度评价了“一般智力”在生产和社会解放中的作用：“固定资本的发展显示着一般的社会知识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了社会生产的直接力量，因此，也揭示了社会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影响并被改造。并且社会生产的力量已经到了何种程度，不仅仅以知识的形式，更是以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以真实的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再生产出来。”由于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就是以死劳动对抗活劳动，一旦死劳动的要素变成了“一般智力”，也就是“人本身”，那么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将会得到颠覆(Žižek, 2009, p.139)。因此，资本主义一方面通过压制科学作为一般智力的发展(Lenin, 1999)，将其发展导向无害的方向，压制其革命性的进步(Williams, 2016; Arora, 2020; Graeber, 2012)。一方面将一般智力私有化，占为己有(Žižek, 2009, p.145)——而且这使得他们利润的来源从工人的直接剩余价值利润转化为地租的形式，从而不仅可以从自己的工人身上谋取剩余价值，还能凭借对一般智力的占有剥削社会上其他不直接属于他的工人(Marx, 1966, Vol.3, Chapter.37)。
一直以来人们赞扬开放获取的发展，比如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抵制垄断学术出版商——从论文的生产到同行评议，它们不用花费一分钱，却向希望阅读这些论文的人收取高额的订阅费——更不用说其中许多论文和同行评议者都是由政府的公费资助的。诚然开放获取为我们的学术生产带来了非常大的改良，但是它依旧没有触及资本统治的核心——异化劳动，产品被反过来用于反对劳动者(Golumbia, 2016)——科学技术为社会财富的生产贡献巨大，而学术界却依旧一贫如洗，因为他们发展的一般智力都已经被私有化了(Zizek, 2009, p.145)。
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
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要在劳动的范围内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它并且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Marx, 1970，此处译文参考中译本)
福柯提出的生命政治的概念揭示了现代政治权力运用的另一个方面——如果说传统的权力是“让人死”的话，那么当代的权力运用就是“教人活”——它不再设立禁令，而是确立规范(Foucault, 1990, 2007)。例如通过设立“健康”的标准，将人区分为“健康”与“不健康”(Foucault, 1963)，“疯子”与“正常人”(Foucault, 2003)，进而实现对人的权力控制。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来自精神医学，抑郁症的诊断与治疗是否过于缺乏对社会的批判和反思，甚至就是一种掩盖社会制造的痛苦的障眼法——将社会的问题带来的苦难归咎于个人的疾病(Watters, 2010)——难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盛行不就是当下最严重的精神病吗(Deleuze, 1977)？而生命政治之所以得以确立，显然离不开临床医学等自然科学的“背书”，它充当了资本主义去历史化以逃避辩证法批判的一个幌子(Foucault, 1963)。自然科学的进步还被用来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志，他们高调宣传这一点(Habermas, 1968)，尽管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实际上科学的发展处处遭到压制与规训，只残留下虚假繁荣的景观(Guy, 1967)供人欣赏(以及吸引更多后来人加入到这个需要“热爱”的行业)。当他们需要的时候，他们就高举科学的大旗，但当科学不合他们的心意时，便用阴谋论和意识形态来政治化和贬斥科学结论——我们已经在禁止进化论教学(McKie, 2002; Graebsch, 2006)、疫情期间的反口罩人士(Taylor, 2021)以及美国其他的反智闹剧(Hofstadter, 1963)上欣赏过许多这种闹剧了。
科学的成功被用来给工具理性与庸俗的实用主义(West, 1989; Horkheimer, 2020; Sohn-Rethel, 2020)背书——尽管科学并不愿意这么做（前沿的理论物理学界已经在在讨论是否要做后经验主义(Dawid, 2013)转向了(还记得弦理论的明星学者Susskind在采访中公开批评坚持实证主义的人为“波普尔可怜的跟屁虫”所引发的一场物理学领域的大论战吗(Gefter, 2005; Reyes, 2011, p.59))——科学的本体论与认识论视域始终是敞开的，而被意识形态征用的科学的形象中本体论与认识论视域却是闭合的）——进而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持存辩护(Horkheimer, 2020; Marcuse, 2013)。我们并不是要反对科学，相反，我们要求的是将科学从意识形态的桎梏中解放：“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做准备的发展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份。自然科学往后将包含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Marx, 1844，翻译参考中译本)
大学：再生产意识形态的盈利机器
教育制度拥有将社会等级制度合法化的功能，这对所谓的“社会秩序“的维持越来越必要，因为阶级权力越来越倾向于排除直接暴力的作用，而通过依赖于”天赋“、技能的等级制度，它为社会的等级制套上了学术等级制的障眼法。（Bourdieu, 2018；自译，为适应中文语法语序有改动）
2015年度，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总收入达到了惊人的5480亿美金，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大部分国家的GDP，在全世界的国家和地区中能排到21位(Haidt, 2018, Chapter.10)。无疑美国的大学已经成为了赚钱机器，一方面支付给教职工的钱却越来越少（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另一方面学生的学费却越来越高(Ginsberg, 2011, p.54; Hess, 2019)，许多学生们早早就背上了沉重的学生贷，以至于成为美国严重的社会问题(Hess, 2020)。这些钱大部分都流入了行政管理人员的口袋里(Ginsberg, 2011, p.55; Bousquet, 2018, p.4)，除了学费以外，他们还组织了庞大的专业人士用于募集资金，尽管这笔钱大部分也是留给行政管理层瓜分的(Ginsberg, 2011, p.55; 王逢振, 2004, p.133)。最为讽刺的例子莫过于耶鲁大学所处的纽黑文市是美国最穷的几个城市之一，耶鲁是该地最大的雇主，并残酷地剥削当地的劳工，学生主办的校报上满是这样的悲惨故事(王逢振, 2004, p.221)。从各种程度上来说，大学与其他行业的盈利公司都不再有什么差别了(Newfield, 2011)，行政人员不再关心大学实际的学术产出，他们关心的只有报告里涨跌的数字——学术成果、学生的状况，一切都转化为了数字，这些数字最终换算为一个数字——利润(Bousquet, 2018, p.22)。
显然，在盈利为上的方针指导下，我们不该奢望学生的教学水平——但是如果大学一开始的目的就不是为了教授知识呢？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上大学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拿到文凭来找工作——证据表明大学是个学习效率很低的地方，许多漫长的课程很可能只是为了增加社会障碍以提高这些职业的地位，而这些课程要么用不上或者用的时候都忘记了，但是真正有用的课程在实习中只需要几个月就能掌握。而大部分人甚至都会在其他领域找到自己的工作——文凭沦为了纯粹的敲门砖，他不能证明你学到了什么，但是可以帮你找到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社会文化的标记，如同聚会的邀请函(Collins, 2019, Chapter 1,2)。或许大学并没有教会大部分学生什么东西，但是很明显这段经历对学生进入社会非常重要，很明显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也十分重要——可以说资本主义教育系统中的文凭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布尔迪厄提醒我们高等教育在意识形态再生产中的作用——上层阶级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生产“文化资本”，从而进一步巩固、乃至正当化自身的特权地位(Bourdieu, 1990, 1998, 2018)。随着文科的毕业后短期就业水平越来越差，《华盛顿邮报》担心最后人文社科专业会变成富人的独占游戏，从而消除社科本身的批判性力量以及为普通人进入政治等领域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社会障碍(Strauss, 2019)。事实上，这样的事情也正在科学界发生——由于越来越长高度不稳定的事业准备期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在科学界中的职位流向了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更高家庭出身的人。(Nature, 2016)同样的事情也可能会发生在其他的职业——事实上无薪实习已经在美国的很多行业成为常态了，而这往往是一般家庭出身的求职者无法承受的负担(Greenhouse, 2012; Tokumitsu, 2014)。
与此同时，大学对于社会的批判性也在减弱。自民权运动退潮以来，保守派对民权运动的主要根据地——大学，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首先当然是经费的削减，自新自由主义时代以来，政府对于公立大学的经费资助大幅削减，同时向大学兜售市场至上的意识形态，迫使大学放弃了公共事务优先的宗旨转而拥抱商业化的运作以谋取更多运作的资金，从而让公立学校也变相地私有化(Newfield, 2011; Bousquet, 2018)。第二是利用“言论自由”、“传统价值”的狗哨，在大学内为保守主义借尸还魂，对大学内的激进学者进行骚扰与攻击，用各种手段干预、削弱了大学内对学术自由的保护，进而大大减少了大学学者以及学生对社会的批判性(Newfield, 2011; Haney-López, 2015; Wolff, 1966)。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他们必须要诉诸保守价值观进行自我维存(Harvey, 2007)，即使是凯恩斯时代的景观式的反抗都不再被允许，他们希望将大学成为纯粹的意识形态再生产装置。大学不能再是一个对社会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庇护所，景观式的反抗都被压制，它必须成为向大学生、公众灌输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工厂——大学不再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它反过来教学生们如何适应、正当化这个社会的一切不合理(Newfield, 2011)——“人们能设想世界的末日，但却无法想象资本主义的末日”。(Zizek, 2017)
学术劳动者的反抗
我认为这是当下最重要、最必要的事情——智力劳动者们必须团结起来，不仅为了保护我们的经济收入，更是为了巩固我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在经济方面，工人阶级是我们的模范，他们已经阶段性地取得了成功，保护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组织行动如何能解决我们的经济问题。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从他们那里看到我们必须避免的最大的危险——削弱斗争力量的内部分歧，如果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合作将会变得困难，团体之间只剩下无尽的争吵。
同样的，我们也能从工人的运动中看到直接的经济诉求的局限性，将政治目标和政治行动排除在外是不行的。在这方面，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才刚刚开始发展。随着生产集中化的进程，经济和政治的斗争将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而政治因素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智力劳动者们由于缺乏组织，面对权力的恣意独断和剥削甚至不如其他行业的工作者。
但是，智力劳动者们应该团结起来，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了保卫这个社会。智力劳动者之间的分裂部分要归因于他们极少将他们的独有的一面和经验用于政治目标。在他们的考量中，政治野心和盈利欲望几乎完全决定了行动，而不是专业知识和经过客观思考的判断。
——爱因斯坦，《为智力劳动者的团结而作》，1944年5月(Einstein, 1956)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不少大学已经建立了教授工会与研究生工会（他们往往承担了大量的教学与科研任务）(王逢振, 2004; Bousquet, 2008, p.29)，其中又以研究生工会的斗争最为激烈。为了建立工会，研究生需要证明自己确实为“雇员”而不仅仅是学校声称的“学生”（那样他们就无法建立工会了），为了对抗学生们的工会，全美南北的高校都联合起来了，他们聘请了专业的律师团队在联邦政府与工会开展了漫长的行政与司法的拉锯战。而在工会阶段性胜利后，不少大学依旧想方设法逃避。例如在2000年工会在法庭赢得了多项决定性胜利后，加州大学系统仍然拒绝与进行罢工的工会进行谈判，直到加州政府以停止对加州大学的拨款为威胁强行介入调停才将加州大学系统的行政人员逼上了谈判桌。然而有关学生工会在行政以及法律上的地位的听证与诉讼至今尚未停止，判决结果往往是喜忧参半。不少大学依然以各种方式阻止工会的组织与活动，而学生与职工争取权益的抗议活动也从未停歇(Wikipedia, 2021)。
作为科学劳动者，我们设想的未来当然不仅仅是更高的工资、更舒适的环境，我们要求的应当是摆脱了资本控制的自由学术，没有异化的学术劳动——恢复我们，进而是社会上的所有人作为一个人的有尊严的存在(Fromm, 2004, Chapter 4)，这才是我们的理想。要想实现这样的变革，显然不能仅仅依靠学术界内的变革，或者是局部的改良，而应当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大变革。在这个时候，那句话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Marx, 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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